引言
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之際，中國經濟轉型與香港角色備受關注。著名投資者李祿近日在美國專訪中直指中國經濟需突破兩大「堵點」，方能建立正向內需循環[1]。作為連結國際市場的樞紐，香港如何應對這輪結構性挑戰？本文將剖析李祿觀點的核心內涵，探討其對香港戰略定位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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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點一：消費信心與分配機制
李祿提出的首個堵點直指「消費端疲軟」。當前中國家庭儲蓄率居高不下，2023年住戶存款增幅仍達16.7萬億元人民幣，反映民眾對教育、醫療、養老等長期支出的憂慮未消[1]。這種預防性儲蓄模式形成惡性循環——企業因需求不足縮減投資，進一步抑制就業與收入增長。
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最大清算中心（日均結算量逾1.5萬億元），可透過跨境理財通等機制引導內地資金配置全球優質資產[2]，但更關鍵在於協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參考強積金制度改革經驗，推動大灣區養老金融產品創新或成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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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點二：產業升級與技術突圍
第二堵點涉及「供給側創新能力」。美國對華技術管制清單已擴至半導體、量子計算等領域，2024年新增27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限制名單。李祿強調唯有自主研發才能打破封鎖[1]，這恰與香港近年力推的InnoHK創新平台形成呼應——目前16所實驗室中有6所專注人工智能與機械人領域。
值得關注的是河套深港科技園的「一區兩園」模式：深圳側聚焦硬件製造，香港側主攻基礎研究（如港大晶片實驗室正開發3納米製程設計）。這種分工若能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預計2032年提供65萬職位），將有效承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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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解決方案的戰略價值
面對地緣政治變局，「超級聯繫人」角色需要重新定義。李家超政府力推家族辦公室政策（目標2025年底吸引200間落戶）顯示新思路：不僅要匯聚資本，更要成為規則制定者[2]。例如參考新加坡VCC框架推出更具彈性的基金結構；針對生物科技等特定產業設計稅務優惠組合包；甚至建立ESG評級標準輸出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金融服務業佔本地GDP21%的現實下[2]，改革需兼顧穩健性與前瞻性。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發牌制度實施一年來僅批出兩張牌照（OSL及HashKey），反映監管審慎態度；而數碼港元試驗計劃涉及跨境支付場景測試（包括大灣區公交系統聯動），則預示著未來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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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李祿的忠告實質指向經濟生態系統的重構——從出口導向轉為內生增長模式需要制度層面的深度變革。對於香港而言，「國際化」不再是簡單的中介服務概念：在人民幣國際化第三階段（從貿易結算邁向資本項目開放）、東盟產業鏈重組過程中發揮節點功能；同時借助普通法體系優勢構建新型爭端解決機制——這些都要求政策制定具備超越週期的前瞻視野。「獅子山精神」能否在新時代轉化為制度創新的驅動力？答案將決定這座城市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最終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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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中國央行《2023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
[2]: 數據來源於政府統計處《2024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
[1] www1.hkej.com
[2] m.hkej.com
[5] hk.t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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