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部備受矚目的中國電視劇《長安的荔枝》引發了廣泛討論，其原因不僅在於劇情本身，更圍繞著演員的國籍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限籍令」爭議。據報導，該劇參演的外籍演員數量高達38位，其中不乏擔任重要角色的演員，這讓不少網友質疑此舉是否觸犯了中國廣電總局的相關規定，甚至有人提出效仿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做法，對這些外籍演員課以重稅。這場風波不僅折射出中國娛樂圈在「限籍令」下的敏感生態，也牽引出公眾對於文化認同、資源分配等議題的關注。
浮現的「限籍令」與模糊的界線
所謂的「限籍令」，並非一紙明文禁止所有外籍藝人在中國演出的法規，而更多是業界流傳的一種趨勢和潛規則。根據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於2020年發布的《網絡綜藝節目內容審核標準細則》，其中確實提及了「選用外國國籍或港澳台籍人士不當的」需要注意。 這項規定更像是一個審核標準，而非徹底的禁令。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娛樂圈對於外籍藝人的使用確實變得更為謹慎，一些擁有外國國籍的知名藝人也曾因此受到影響，甚至在某些獎項的評選中受到限制。 這次《長安的荔枝》被曝出有大量外籍演員參與，無疑是觸碰了這條敏感的神經線，將「限籍令」的討論再次推向風口浪尖。
《長安的荔枝》：焦點下的演員國籍
《長安的荔枝》改編自知名作家馬伯庸的作品，本身就帶有龐大的關注度。然而，當劇集播出後，除了女主角被質疑「高考移民」的爭議外，劇中演員的國籍問題迅速成為焦點。據媒體報導，劇中的五位主要演員，除了雷佳音是中國籍外，竇驍、盧芳生、馮嘉怡、安沺、蔡鷺分別擁有加拿大、日本、澳洲、美國等國籍。 更有消息指出，全劇參演的外籍演員總數達38位。
對於一部講述中國唐朝故事的古裝劇，如此高比例的外籍演員參與引發了部分觀眾的不解和質疑。有人認為，由外籍演員來詮釋中國古代人物和文化，可能難以準確把握其內涵和精髓。 這種擔憂背後，隱藏著對於文化表達權和身份認同的深層考量。
「特朗普稅」的戲謔與現實關照
在對外籍演員參演的質疑聲中，有網民提出了「建議效仿特朗普，外籍演員加稅100%」的說法。 這種說法雖然帶有戲謔和諷刺的意味，但也反映出部分公眾的情緒和訴求。這類建議的出現並非空穴來風，它與近年來一些國家提出的保護本土產業、限制外來競爭的政策不無關聯。例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曾揚言對在海外製作的電影徵收100%的關稅，以鼓勵電影製作回歸美國。
將這種思路套用在娛樂圈，部分網友認為，既然這些外籍演員在中國市場「撈金」，卻又非中國國籍，那麼理應通過稅收的方式進行調節，甚至有人提出對轉為外國國籍後仍在國內工作的藝人徵收高額稅款。 這種觀點的潛台詞是，中國的娛樂資源應該優先服務於中國籍的演員和從業人員，外籍人士如果想分享這塊市場的蛋糕，就應該付出更高的代價。這也牽涉到關於國內就業機會、產業保護以及稅收公平性等一系列現實問題。
文化交流與國籍壁壘的平衡
然而，將演員的價值簡單地與國籍掛鉤，並提出極端的稅收建議，也可能帶來新的問題。藝術創作本身具有跨越國界的屬性，優秀的演員不論國籍，都能為作品增色。過度的「國籍潔癖」可能會限制優秀人才的流入，不利於中國影視產業的多元化和國際化發展。如何在外籍人才的引進和本土產業的保護之間找到平衡，是中國娛樂圈需要深思的問題。
此次《長安的荔枝》引發的爭議，不僅僅是關於一部劇的選角問題，更是中國娛樂圈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諸多挑戰和矛盾的一個縮影。如何在政策的引導下，既能鼓勵優秀作品的產生，又能兼顧產業的健康發展和公眾的情感需求，是擺在所有從業者和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而關於「限籍令」的討論，也將持續下去，直到形成一個更為清晰和合理的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