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大限說」迷思：前太平洋總司令的獨到見解
近年來，關於中國可能在2027年「武力犯台」的討論甚囂塵上，彷彿這一年是台海和平的關鍵節點，牽動著區域乃至全球的神經。這個時間點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Davidson）在2021年於國會聽證會上的警示。他當時表示，中國的威脅可能在未來六年內（即2027年）顯現，此後「戴維森窗口」（Davidson window）一詞便成為熱議焦點。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此論調照單全收。最近，另一位曾執掌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前身）的退役上將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2027年「只是一個日期」，不應被視為台海問題的決定性時刻。 這番言論，為充滿緊繃氣氛的台海情勢注入了更多元的思考角度。
究竟，為什麼會有「2027大限說」？而布萊爾上將為何認為它不是決定性時刻？這背後的考量是什麼？本文將深入探討這位前高階將領的觀點，並結合相關事實，為讀者剖析台海情勢的複雜性。
「2027大限說」的緣起與迴響
「2027」這個數字，在過去幾年成為了討論台海安全的常用關鍵字。它的出現，可追溯到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美國國會的證詞。 當時，他基於對中國軍力發展速度、解放軍現代化目標，以及中國領導人相關論述的評估，提出了這個具體的時間點。 2027年恰逢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一百週年，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北京設定的重要里程碑，可能在此之前達成某些軍事現代化目標，以便在必要時能夠執行「統一」台灣的任務。 戴維森上將的這番警示，迅速被華府和國際政策圈廣泛引用，促使各界更加關注台海潛在的衝突風險，並呼籲加速提升台灣的自衛能力以及美國在印太區域的嚇阻力。
這股強調2027年緊迫性的氛圍，確實對政策制定產生了影響。例如，美國國會增加了對印太區域軍力的投入，並推動太平洋嚇阻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台灣的軍事演習想定，也開始納入2027年共軍可能行動的基礎。 「戴維森窗口」成為一種警鐘，提醒著不能低估潛在的威脅。然而，過度聚焦一個特定時間點，也可能帶來迷思。
布萊爾上將的「日期說」：為何2027不是決定性時刻？
退役美國海軍上將布萊爾，曾於1999年至2002年擔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在近期來台參與兵推時，對「2027大限說」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布萊爾上將認為，「對我來說，2027年只是一個日期」，並非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他的論點主要建立在幾個觀察上：
布萊爾上將的觀點，並非輕視中國軍事威脅，而是強調評估應更為宏觀。他承認中國軍力自2002年以來不斷加強，且中國不排除以武力統一台灣，這使得台灣必須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也促使美台之間的合作不斷增加。 他認為，雖然不能低估解放軍在硬體上的巨大投入，但人員素質和實戰經驗的累積需要時間，這方面可能跟不上硬體的進步速度。 因此，他認為美台雙方需要持續提升實力，讓中國認為攻台風險極高，從而降低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多面向的風險評估與應對
布萊爾上將的「日期說」提醒我們，過度鎖定一個特定時間點，可能模糊了對台海風險更全面的認知。台海的緊張局勢是持續存在的，其升溫或降溫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狀況、台灣的政治走向與防衛準備、美國及其盟友的政策與介入程度，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的整體格局等等。
除了軍事實力對比，經濟代價、國際反應、以及戰爭本身的不確定性，都是北京在決策時必須考量的變數。烏克蘭戰爭的經驗，也為台灣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例如小部隊搭配無人載具的有效運用，以及運用不對稱戰力阻止敵方兩棲登陸的可能性。
因此，無論2027年是否為所謂的「決定性時刻」，台灣和其國際夥伴都應持續加強準備。這不僅包括提升軍事防衛能力，更重要的是建立全社會的韌性，包括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資訊戰的防禦、以及維持經濟穩定等。同時，促進對話與降低誤判風險的努力也不應間斷。
超越時間點的戰略視野
布萊爾上將的觀點，促使我們跳脫單一時間點的框架，以更長遠的視野看待台海問題。與其執著於某一年是否會爆發衝突，更重要的是理解威脅的本質是長期且複雜的，需要持續性的戰略規劃與投入。
這場關於「2027」的討論，最終指向的是如何有效嚇阻潛在的侵略，並在最壞的情況發生時，能夠具備足夠的應對能力。這不僅是軍隊的任務，也是政府、社會乃至每一個個體都需要深思與準備的課題。布萊爾上將提醒我們，即使美台在2027年能維持軍事優勢，持續的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和嚇阻力量，才是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關鍵。 「2027」或許不是終點，而是持續提升警覺與準備的另一個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