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管籃球博彩的討論，近日隨著港府預告草案即將提交立法會而再度升溫。這不僅是政策層面的調整，更觸及社會對賭博的觀念、對青少年的保護，以及政府在打擊非法活動與規範市場之間的兩難。
政府出手：規範籃球博彩劍指非法活動？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近期表示，政府預計下月將有關規管籃球博彩活動的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此舉被視為回應市民對規範籃球博彩的需求，以期將原本可能流向非法投注的資金和參與者導回正規管道。 政府建議的方案，大抵會沿用現時足球博彩的牌照模式，向香港賽馬會發出籃球博彩牌照。 牌照條件將設有限制，包括限制投注種類和賽事數量，不接受有香港球隊參與的賽事或在香港舉辦的籃球賽事投注，並嚴禁18歲以下人士參與，亦不得接受信用卡投注。 此外，籃球博彩稅率預計將參照足球博彩，按淨投注收入的50%徵收。 麥美娟強調，政府的根本立場是不鼓勵賭博，提供合法途徑旨在規範和打擊日益嚴重的非法賭博活動，而非為增加稅收。 她認為，讓多間機構參與博彩活動反而會「炒熱賭風」，故傾向由馬會獨家經營。
政府在四月進行了一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共收到1063份意見，其中超過九成（999份）表示支持或提出正面意見，反對的僅佔3.4%（36份）。 這似乎為政府的方案提供了民意基礎。然而，支持規範不等於支持合法化，意見的具體內容和訴求，仍需更深入的分析。
逆流而上：郭偉强的原則性反對
在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建議方案的會議上，工聯會的郭偉强是少數明確表達「原則性不同意」的議員。 他的主要憂慮在於籃球作為一項廣受青年歡迎的主流活動，合法化後可能會吸引更多支持球隊的年輕人轉向投注，將體育支持與賭博綑綁，形成「不太理想、不健康的做法」。 他引用平和基金的報告，指出有五成受訪青年是因支持心儀球隊而投注。 郭偉强也質疑，球類賭博如同吸煙，存在「門戶效應」，擔憂父母的投注行為會影響子女，並懷疑單靠平和基金的服務是否足以解決相關問題。
郭偉强的反對聲音，代表了社會上對賭博擴大化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深切關注，尤其是在對青少年的影響層面。他提出的「門戶效應」和體育與賭博綑綁的擔憂，確實是任何負責任的社會都必須正視的問題。
潛藏的暗礁：合法化背後的社會成本
雖然政府強調規範合法化旨在打擊非法賭博並提供「有限度、合法的」途徑，但合法化籃球博彩是否真的能有效減少非法賭博，以及其可能帶來的社會成本，是討論中不可迴避的部分。有意見認為，合法化可能反而會使更多原本不賭博的人加入行列，特別是年輕人，從而導致更多家庭問題、債務困擾甚至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過來人的慘痛經歷也印證了賭博對個人和家庭的巨大破壞力。
諮詢文件中雖然引用馬會數據指出年輕投注者佔比不高，但有批評聲音認為這過度依賴馬會資料，缺乏獨立性，未能充分評估政策的潛在風險。 此外，過去足球賭博合法化後，非法活動並未因此消失，合法投注額反而大幅增加，引發對「以賭制賭」成效的質疑。 將體育項目視為賭博工具，更可能扭曲體育本身的健康意義。
有議員提出為年輕群體設定投注金額上限的建議，雖然被認為「有創意」，但麥美娟指出存在青年借用他人戶口投注的漏洞。 這反映了即使採取限制措施，也難以完全杜絕賭博帶來的風險。
前瞻與平衡：如何在規範與風險間取捨？
政府預計提交的條例草案，是香港博彩政策調整的重要一步。在權衡利弊時，政府需要更清晰地闡述如何有效應對合法化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如何加強對青少年的保護和賭博輔導服務。雖然政府計劃增撥資源予平和基金並設立針對青年的新輔導中心，但能否有效接觸到潛在的問題賭徒仍是挑戰。
博彩稅的收益，雖然有議員關注是否能提高稅率以改善政府財政狀況，但麥美娟強調規範的目的並非增加稅收。 然而，若能將部分博彩收益撥入專項基金，用於體育發展、教育和賭博防治工作，或許更能體現政策的社會責任。
籃球博彩合法化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涉及經濟、社會、道德等多個層面。政府需要展現更全面的策略，不僅止於提供合法途徑和打擊非法活動，更應加強公眾教育、提升戒賭服務的可及性，並持續監察政策實施後的社會影響，確保在規範市場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賭博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這場關於籃球博彩的辯論，提醒著我們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更應珍視社會的健康與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