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緒的迷霧：當稅務遇上新聞
在現代社會的複雜肌理中，稅收是公民的基本責任，法治是社會運行的基石，而新聞自由則是檢視權力的第四權。這三者看似分立，但在香港近期的一場風波中，它們卻意外地交織在一起，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香港記者協會（記協）早前發聲，指控有多間新聞機構及為數不少的新聞工作者及其家人，正遭受稅務局「無理」的稅務複查，甚至被要求預繳高額稅款。這一指控，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了漣漪，也引發了對新聞自由是否正遭受間接壓力的憂慮。
隨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就此事作出了回應。他的話語擲地有聲，直接回應了記協的質疑，但同時也帶有嚴厲的措辭：「不應姑息養奸施壓，否則自暴其醜」。這句話一出，頓時讓事件的焦點從單純的稅務問題，擴展到對專業操守、政府與媒體關係，乃至更深層次的法治與壓力之間界線的辯論。
究竟記協提出了怎樣的「無理」指控？李家超口中的「姑息養奸施壓」指的是誰？而「自暴其醜」又會揭露什麼樣的真相？這場稅務風波背後，隱藏著怎樣複雜的圖景？
記協的困擾：稅單上的問號
記協發出的聲音，描繪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畫面。他們指出，自2023年起，至少有8間獨立媒體或機構，以及約20名新聞工作者或其家人，成為稅務局複查的對象。這些複查並非針對最近的課稅年度，而是追溯至數年前，甚至六七年前的稅務狀況。 更讓記協感到困惑和質疑的是，稅務局在某些個案中，似乎沒有充分的證據或合理理由，就估算納稅人短報了大量收入，並據此要求他們預繳高額的暫繳稅。
記協主席鄭嘉如分享的例子尤其引人關注。她提及自己多年前任職記者時，月薪約1.8萬元，年薪約23萬元，當時已按稅務局評估的收入繳稅。然而，稅務局近期的複查，卻估算她當年收入高達約63萬元，相差達40萬元，並要求她繳回差額。 記協提出的其他「離奇」情況還包括：稅局給沒有商業登記的人士安插商業登記號碼並要求繳納利得稅；對某些公司審查其成立年份之前的稅務；將個人銀行帳戶的所有入帳和轉帳一概視為收入，不扣除支出，甚至同一戶口內的轉帳也被計算在內；以及有受查人士即使當年未婚，其配偶或父母也被要求審查稅務。
記協認為，這些情況並非正常的稅務查核，而是帶有針對性的「未審先罰」，對新聞工作者，特別是資源較少的小型及獨立媒體，造成了沉重的壓力和負擔，無論是時間、金錢還是精神上。 記協更進一步質疑，被複查的機構和人士，不少是獨立或小型媒體的成員，令人憂慮這是否當局透過稅務手段，對媒體施加壓力和箝制。 他們擔心，這種做法會影響公眾對媒體誠信的觀感，並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帶來負面影響。
李家超的反擊：法治與專業的界線
面對記協的質疑，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回應強硬而直接。他首先強調，稅務局依法對人士進行評稅和追稅，是法律賦予的職責，所有納稅人都有責任正確報稅、準時交稅，逃稅是違法行為，最高可判監三年。 他明確指出，任何行業，包括公務員、專業人士，乃至記者，都無特權逃稅或不受評稅。
更關鍵的是，李家超不點名地批評了記協。他認為，真正的專業團體應該致力於提升行業水平，對於有犯法行為的成員，應該予以譴責並要求他們改正，而非「姑息養奸」，助長違法行為。 他甚至用上了「假扮專業行業團體」的說法，警告如果這樣的團體「姑息助長成員犯法逃稅，嘗試向政府施壓」，只會「自暴其醜」。
李家超的回應，將事件從單純的稅務爭議，提升到了對記協作為專業團體是否稱職的質疑，並暗示記協的行為可能是在「施壓」或「姑息」違法行為。他的言下之意是，稅務局是依法辦事，記協的行為是在阻撓或辯護違法行為，這樣做反而會暴露其自身的虛偽或問題。
「姑息養奸」與「自暴其醜」：話語的潛流
「不應姑息養奸施壓，否則自暴其醜」——這句充滿古風色彩的表達，在現代政治語境中顯得格外嚴厲。
「姑息養奸」意指對壞人壞事採取縱容態度，使其得以滋長。在李家超的語境中，「奸」似乎指向了「逃稅」或其他稅務違法行為，而「姑息」則是對這些行為的不譴責或辯護。他顯然是在批評記協，認為記協面對成員的稅務問題時，沒有站在譴責逃稅的立場，反而是質疑稅務局的行動，這在他看來就是一種「姑息養奸」。
而「施壓」則直接點出記協召開記者會、公開質疑稅務局的行為。李家超將記協的行動定性為「嘗試向政府施壓」，這與記協認為自己是履行監督政府職責、為會員發聲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定性，似乎意在削弱記協發言的正當性，將其行為描繪成對正常執法的干擾。
最後，「自暴其醜」是整句話中最具警示意味的部分。它意味著如果繼續「姑息養奸」並「施壓」，最終只會暴露自身的醜陋或不正當性。 這話可以有多重解讀：
- 指向記協本身： 如果記協繼續為「逃稅」成員辯護或向政府施壓，最終會暴露其作為專業團體的不負責任或偏袒，損害其公信力。
- 指向逃稅者： 如果那些被查稅的人確實存在逃稅行為，記協的辯護反而會讓這些違法事實更清楚地暴露出來。
- 指向某種更廣泛的「醜陋」： 在某些視角下，這句話也可能暗示，如果記協或其成員試圖以「新聞自由」為藉口逃避法律責任，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醜陋」，最終會被公眾看清。
這句話的潛流，似乎是在劃清界線：一方面是政府依法施政、維護稅收公正，另一方面則是任何人都無特權，不能以行業身份迴避法律責任。同時，它也帶有對記協的批評甚至警告意味，要求記協正視其成員可能存在的違法行為，並與之切割。
法治與自由的微妙平衡
這起事件的複雜性在於，它觸及了法治與新聞自由這兩個核心價值之間的微妙平衡。稅務局依法查稅是其職責，維護稅制公平是政府應有之義。然而，當稅務查核的對象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媒體或新聞工作者身上，尤其是在當前香港的政治氛圍下，很難不引發人們的聯想和擔憂。
記協提出的許多「離奇」情況，如果屬實，確實會讓人質疑稅務局在這些個案中是否嚴格遵循了正常的程序和依據。缺乏證據的收入估算、對已繳稅項的追溯、對過往甚至未成立年份的審查，以及將所有銀行入帳視為收入等做法，都可能被視為不尋常，並對納稅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和壓力。 對於收入不高的獨立記者或小型媒體而言，應對這些複查本身就是巨大的負擔。
這種情況下，即使政府強調是「依法辦事」，如果查稅行為被外界普遍認為具有針對性或執行異常，就有可能產生「寒蟬效應」，讓新聞工作者因為擔心被「翻舊賬」而自我審查，從而損害新聞自由。 記協的發聲，正是希望引起公眾關注這種潛在的風險，並要求稅務局提供合理的解釋和證據。
李家超的回應，雖然強調了法治和無人有特權，但同時也將記協的質疑描繪成「姑息養奸」和「施壓」，這不僅沒有緩解外界的擔憂，反而可能加劇了政府與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對稅務執行的程序性或合理性質疑，與「姑息養奸」掛鉤，可能會被解讀為對媒體監督權的否定，認為任何對政府執法行為的質疑都是在「施壓」或「助長犯法行為」。
新聞自由的經緯線：在壓力下延伸
香港的新聞自由近年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多家媒體關閉，許多記者離開。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針對媒體或記者的行動，無論是法律訴訟、資金來源調查，還是如今的稅務複查，都容易被放置在更廣泛的視角下解讀，被視為對新聞空間的進一步擠壓。
記協作為一個長期為新聞工作者權益發聲的團體，其自身近年來也面臨不少壓力，包括活動場地租借困難等。 此次記協為成員的稅務問題發聲，可以看作是在當前環境下，為維護新聞工作者基本權益所做的努力。然而，官方將其發聲定性為「姑息養奸施壓」，顯示了政府與部分媒體團體之間信任基礎的薄弱。
這場風波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在依法治港的原則下，如何確保政府部門的執法行為不被視為或被用作打壓特定群體或限制基本自由的工具？稅務法例是嚴肅的法律，必須遵守，但其執行過程中的透明度、公正性和是否嚴格遵循程序，在當前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餘波與深思
記協指記者被無理查稅，李家超則以「不應姑息養奸施壓，否則自暴其醜」作回應，這場交鋒不僅是關於稅單上的數字，更是關於信任、透明度和新聞自由空間的博弈。記協的擔憂是否只是個別稅務糾紛的放大，還是真的反映了針對獨立媒體的潛在壓力？李家超的強硬表態是為了捍衛稅務公平和法治權威，還是也隱含著對媒體團體發聲的警告？
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只有時間能完全揭曉。然而，這起事件已經清晰地表明，在高度敏感的環境下，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互動需要更為謹慎和透明。稅務局作為執法部門，其行為必須經得起公眾的檢視，避免被貼上「針對性」的標籤。而媒體團體在維護會員權益的同時，也需要在依法辦事的前提下進行。
這場風波的餘波，將不僅僅停留在稅務層面，它更可能深化社會對新聞自由現狀的憂慮，並影響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國際形象。如何平衡國家安全、法治原則與公民基本自由之間的關係，如何在強調依法辦事的同時，避免執法行為產生不必要的寒蟬效應，是香港社會當前必須面對的深層次課題。這句話「不應姑息養奸施壓，否則自暴其醜」，不僅是對記協的評價，或許也提醒著所有相關方，在處理這些敏感問題時，應如何行事，才能真正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和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