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排長龍為「免針紙」？ 疫情下的奇特景象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街頭巷尾最引人注目的景象，莫過於那些蜿蜒數條街的人龍。這些排隊的人們，並非為了搶購限量商品，也不是等待參與盛大活動，而是為了薄薄一張「免針紙」，一張聲稱因醫學原因不適合接種新冠疫苗的證明書。元朗一間診所外，就曾出現這樣令人咋舌的畫面，排隊的人潮從清晨持續到深夜，自備小板凳、食物飲料，儼然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背後牽涉的，是一位名叫蔡淑梅的西醫，以及她涉嫌濫發「免針紙」所引發的爭議與官司。
爭議核心：「疫苗恐懼症」能否成為豁免理由？
事件的核心，在於這些「免針紙」的簽發理由。控方指出，蔡淑梅醫生在約七個月內，發出逾1.2萬張「免針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以「疫苗恐懼症」（vaccine phobia）作為醫學原因。然而，控方認為，這並非醫學上可接受的做法，質疑其發出證明書的行為並不誠實。 在疫情期間，政府對「免針紙」的發出有明確指引，符合豁免接種疫苗「禁忌症」的情況「極少」。 醫生在簽發豁免證明書時，需要參考衛生署的指引，並根據病人的臨床情況作出判斷。
「疫苗恐懼症」作為一種心理疾病，其診斷和評估需要專業的精神科醫生進行，並非一般普通科醫生可以在短時間內輕易判斷。控方計劃傳召專家證人，包括精神科醫生，就「疫苗恐懼症」是否可作為豁免理由提供專業意見。 這也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醫生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和專業知識，為每一位求診者進行詳細的評估，以確定他們是否真正符合醫學豁免的資格？
驚人數字：3天發出800張免針紙的背後
控方在庭上指出，蔡淑梅醫生發出「免針紙」的數量在2022年5月後急劇增加，特別是在同年5月31日政府推出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後。 在2022年6月至9月期間，即使假設她每月應診25日，每日應診6小時，她平均每小時竟能發出15至44張「免針紙」。 更令人震驚的是，在9月期間，她曾在短短3天內發出800張「免針紙」，平均每日發出266張。
這樣的數字，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質疑。一次完整的診症過程，理應包括詢問病史、身體檢查，並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作出診斷和判斷。即使病人事前準備好資料，要在幾分鐘甚至更短時間內完成所有程序並簽發具法律效力的證明書，其專業性和嚴謹性令人存疑。 醫學界人士也普遍認為，醫生濫發「免針紙」的情況並不常見，並對涉事醫生的行為感到吃驚。 有意見指出，醫生難以在一兩分鐘內斷症，確認病人是否符合豁免資格。
漫長人龍：疫情下市民的無奈與風險
蔡淑梅醫生診所外大排長龍的景象，不僅僅是一個數字，更是疫情下許多市民無奈處境的縮影。當時，疫苗通行證的實施，限制了未接種疫苗人士的日常生活和活動範圍。 對於不願意或不適合接種疫苗的人來說，「免針紙」成為了一種「通行證」。儘管政府強調因醫學原因不宜接種者極少，但巨大的需求量，讓一些涉嫌濫發「免針紙」的診所門庭若市。
排隊的人龍長達幾條街，不僅影響了附近的商鋪和居民，更存在潛在的播毒風險。 這些排隊者為了避免接種疫苗而聚集在一起，反而可能增加病毒傳播的機會。這種為了獲取「免針紙」而冒險排隊的行為，也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在疫苗接種問題上的複雜性和爭議性。
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審視
蔡淑梅醫生及其丈夫目前面臨多項控罪，包括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及洗黑錢罪。控方認為，夫妻二人在簽發「免針紙」數量急增的同時，開設聯名戶口並存入大筆現金，懷疑這些款項來自濫發「免針紙」所得。 這場官司不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法律審視，更是對醫生專業操守和道德底線的考驗。
醫療界對濫發「免針紙」的行為予以譴責，認為這種行為嚴重背離了醫護應有的道德和責任，破壞了整體防疫布局。 除了法律制裁，涉事醫生還可能面臨醫務委員會的紀律聆訊，嚴重者可能被吊銷執業資格。 然而，紀律聆訊和司法程序往往漫長，這也引發了對現行監管機制的討論。
沉思與前行：疫情留下的啟示
西醫蔡淑梅涉嫌濫發「免針紙」的事件，是香港在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一個特殊的註腳。它不僅揭示了「免針紙」制度可能存在的漏洞，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在防疫措施和個人選擇之間的張力。長達幾條街的排隊人龍，是市民在特殊時期為了適應政策而產生的行為模式，儘管動機各異，其背後也隱藏著對健康、自由和規定的複雜考量。
這起事件提醒我們，在公共衛生危機面前，專業人士的操守至關重要，任何鑽空子或牟取不當利益的行為，都可能對整體社會造成損害。同時，政府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也需要充分考慮其可能引發的社會反應和實際操作中的挑戰，並不斷完善相關機制，以確保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如今，疫情的陰霾逐漸散去，但這段排隊求「紙」的記憶，以及由此引發的思考，或許能為未來的公共衛生治理提供一些寶貴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