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疫情的陰霾籠罩，人們對健康充滿焦慮，一紙「免針紙」成為了部分人規避疫苗接種的途徑。然而，當這份醫學證明不再是基於嚴謹的臨床診斷，而是成為快速通關的憑證，其背後的醫學倫理與法律責任便浮現出來。近期一宗涉及西醫蔡淑梅被控濫發逾萬張免針紙的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特別是控方擬修改控罪，更將案情推向新的焦點。
疫情下的「通行證」：免針紙的誕生與爭議
在新冠疫苗接種成為全球抗疫重要策略的背景下，各國紛紛推出不同的疫苗通行證制度，以鼓勵接種並限制病毒傳播。香港亦實施了疫苗通行證，要求市民進入指定場所必須完成疫苗接種。然而，部分人士因健康狀況不適合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俗稱「免針紙」）應運而生，旨在為這些人士提供豁免。原本立意良善的制度，卻也成為了漏洞，引發了濫發「免針紙」的爭議。
萬張「免針紙」的重量：蔡淑梅醫生案的案情聚焦
本案的關鍵人物是西醫蔡淑梅。她被指控在2022年1月至9月期間，向逾萬人發出超過1.2萬張免針紙，而其中絕大多數，據控方所述，是以「疫苗恐懼症」（Vaccine Phobia）作為豁免理由。 控方認為，「疫苗恐懼症」並非一個普遍認可的醫學理由來豁免疫苗接種。 案件最初涉及16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及與其丈夫相關的洗黑錢罪。
控方在案件開審前提出申請，擬新增一項涵蓋範圍更廣的「不誠實地意圖欺騙而取用電腦」罪，以涵蓋被告在2022年1月至9月期間持續發出大量免針紙的情況。 控方指出，這段期間內發出了12,768張證明書，涉及11,628人，其中12,749張以「疫苗恐懼症」為由發出。 控方認為，被告持續以相若理由、透過同一電腦系統犯案，目的是讓人無需接種疫苗。
控方「放大一千倍」的理據與辯方挑戰
控方申請修改控罪，將原本針對15名病人的指控，擴展至涵蓋逾萬張免針紙，引起辯方的強烈反對。 辯方認為，這等同於將原本的「單案放大了一千倍」。 辯方指出，控方原本的控罪基礎是基於15名病人的當時身體狀況與發出的證明書不符，並只會傳召這15名病人作供。 現在控方試圖以這15人的情況來推論其他上萬人的情況，辯方認為這對被告不公，也使得辯護變得極為困難，特別是在開審前才提出如此重大的修改。
辯方進一步質疑，即使控方專家報告認為疫苗恐懼症屬於心理疾病，但蔡淑梅醫生採納此理由發出免針紙不一定代表虛假不實。 辯方強調，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是獨立的，不能以15人的情況一概而論上萬人。 如果控方堅持以15人來證明其餘絕大多數免針紙的不實性，將使證據陷入混亂。
庭上的交鋒：診症時間與簽發數量
控方為了支持濫發的指控，提出了一些環境證據。例如，控方指出被告曾在三日內發出逾800張證明書。 控方認為，以每位病人診症時間之短、被告發出證明書數量之多，以及診斷報告中出現錯字等「馬虎」情況，足以推論被告存在濫發行為。 這些細節描繪出一幅畫面：在疫情的特殊時期，醫生診室門庭若市，大量「免針紙」在短時間內湧現，其背後的醫學專業判斷是否被壓力或利益所取代，成為法庭需要深入審視的問題。
「疫苗恐懼症」的灰色地帶：醫學與法律的界線
「疫苗恐懼症」作為一個心理疾病，其在醫學上的診斷標準以及是否構成豁免接種的充分理由，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複雜性。辯方提出，即使專家報告認為疫苗恐懼症是心理疾病，醫生基於此理由發出證明書也未必是虛假的。 這觸及了醫學專業判斷的自主性與公共衛生政策要求之間的平衡。醫生在診症時需要考量病人的個別情況，但也應遵循普遍認可的醫學原則和倫理規範。當醫生髮出的證明書數量異常龐大，且理由集中在某幾個較為「方便」的選項時，就難免會引發外界對其專業判斷的質疑。
超越個案的思考：制度的漏洞與人性的考驗
這宗案件不僅僅是一名醫生面臨的法律訴訟，它也折射出疫情下社會的某些面向。在強制性的疫苗通行證政策下，一部分不願接種疫苗的人士尋求各種途徑規避，而一些醫療專業人士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不當的角色。這提醒我們，任何公共衛生政策的實施，都需要考慮到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和潛在的漏洞，並需要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
同時，這宗案件也考驗著司法系統如何在處理涉及大量個案的訴訟中，平衡效率與公平。控方希望透過擴大控罪範圍來簡化審訊流程，但辯方擔憂這會犧牲個別病人的具體情況，對被告造成不公。法庭需要在控辯雙方的陳詞中，審慎衡量如何才能最公正地呈現事實，並依法作出裁決。
前路的崎嶇：案件的走向與影響
控方申請修改控罪的決定，為這宗案件增添了更多變數。法庭需要就是否批准控方申請作出裁決。 如果申請獲批，案件的審訊範圍將顯著擴大，辯方也需要更多時間來準備應對。 無論最終裁決如何，這宗案件都將對未來類似案件的處理，以及社會如何看待醫生在公共衛生危機中的角色，產生深遠的影響。 它提醒著醫療專業人士，在面對壓力和誘惑時，堅守醫學倫理和專業判斷的重要性。同時，也促使社會反思，如何在應對公共衛生挑戰的同時，保障個體權益，並完善相關制度，避免漏洞被濫用。
案件仍在進行中，真相有待法庭的進一步審理和裁決。然而，這宗涉及逾萬張「免針紙」的案件，無疑已經在社會上敲響了警鐘，引發我們對醫療專業、法律責任以及人性在特殊時期所面臨考驗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