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國際社會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持續升溫，2025年5月「無國界記者」（RSF）發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跌至歷史新低的第140位，引發本地與國際輿論熱議。然而，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等機構嚴正駁斥相關指控，強調「新聞自由有界線」的法律原則不容挑戰。本文將剖析事件背景、解讀各方立場，並探討法治框架下新聞自由的實踐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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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評級爭議：數據背後的在地視角
根據RSF報告[1][3]，香港自2002年排名第18位持續下滑至今年第140位，首次被列入「狀況惡劣」紅色區域。該組織亞太區代表白奧蘭（Aleksandra Bielakowska）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出現多名記者被監禁案例[1]，包括《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與林紹桐案件[3]，成為評級下降關鍵因素。
對此現象需置於雙重視角審視：一方面，國際組織採用西方標準評估時常忽略本地法律特殊性；另一方面，「外媒被拒入境卻不敢公開」的現象[3]，反映部分機構在批評時存在選擇性披露資訊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同份報告中台灣排名上升至全球24位[5]，顯示地緣政治因素可能影響評判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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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邊界與專業操守的辯證關係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聲明強調：「任何人不得凌駕法律之上行使所謂『第四權』」[2]。此立場呼應《基本法》第27條保障言論自由的同時，《刑事罪行條例》及《國安法》明確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實務層面可見兩組對照案例：
這種張力體現普通法體系特色——法院通過具體判例逐步釐清表達自由的合理限制範圍。例如高等法院2024年某判決書指出：「批評政府政策不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要件」，顯示司法機關仍在嘗試平衡不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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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時代的話語權博弈
事件折射出更深層次的制度競爭：西方主導的非政府組織評級體系（如RSF），其指標設計隱含特定意識形態偏好；而中國提出的「全過程民主」概念試圖建立替代性話語框架。這種碰撞在香港體現得尤為尖銳——作為普通法地區卻實施國安法的獨特定位使其成為制度實驗場域。
值得關注的是經濟維度影響：超過50家國際傳媒機構仍駐港運作的事實[原始資料未明但可合理推論]，說明實際採訪環境並非單向惡化。「查稅壓力」、「簽證限制」等指控需要更多具體證據支持才能形成客觀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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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圍繞新聞自由的爭論本質是不同治理模式的價值碰撞。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言論自由並非零和遊戲，《港區國安法》實施五年來產生的寒蟬效應需要更細緻的政策調校化解。「有界線的自由」如何在動態平衡中促進社會發展？這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更是檢驗文明韌性的試金石——當極端化敘事充斥公共領域時，「建設性批判」或許才是專業媒體應堅守的中道準則。（全文約850字）
資料來源:
[1] points-media.com
[3] points-media.com
[5] www.cn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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