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貿易摩擦遇上外交喊話
自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優先」的口號不僅重塑了美國國內政策，更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場貿易波瀾。其核心工具之一便是頻繁揮舞的關稅大棒，對包括盟友在內的眾多貿易夥伴施加壓力。在這些受到衝擊的國家中，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的火車頭和全球重要的貿易國，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面對美國的單邊關稅措施，德國的反應以及其領導人對此的表態，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捍衛，更是對全球貿易秩序和跨大西洋關係走向的深層思考。這其中，德國領導人呼籲特朗普取消關稅的聲音，交織著無奈、擔憂與原則的堅守。
山雨欲來：特朗普的關稅大棒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以其不可預測性和單邊主義色彩，迅速打破了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多邊貿易體系平衡。依據《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等國內法條款，美國政府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高額關稅，稅率分別達25%和10%。 隨後，更頻繁傳出對汽車等德國及歐洲重點出口商品加徵關稅的威脅，這對嚴重依賴出口的德國經濟構成直接挑戰。
「美國優先」的邏輯，是認為美國在現有貿易體系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導致國內產業衰退和工作機會流失。通過加徵關稅，特朗普政府旨在保護美國本土製造業，迫使貿易夥伴重新談判貿易協定，以實現所謂的「公平和互惠」貿易關係。
對於德國而言，美國是其重要的貿易夥伴，尤其汽車、機械製造等產業與美國市場緊密相連。鋼鋁關稅已直接影響德國相關行業，而一旦汽車關稅落地，其對德國經濟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這不僅是企業利潤和出口額的損失，更關乎產業鏈的穩定和就業。
德國的回應：從擔憂到疾呼
面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攻勢，德國官方的反應從最初的擔憂和嘗試溝通，逐步演變為明確的批評和堅決的反對。時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作為歐洲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多次在公開場合和與特朗普的會晤中表達對美國單邊主義貿易政策的擔憂。
德國強調，貿易戰沒有贏家，關稅措施不僅損害全球經濟增長，也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自由貿易原則。 德國政府認為，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應通過對話和協商，而非單邊制裁。 默克爾及其他德國官員反覆呼籲通過談判解決爭端，強調歐洲團結一致應對美國的關稅措施。 歐盟委員會也迅速做出反應，準備並實施對價值數十億歐元的美國商品徵收反制性關稅，包括針對哈雷機車、李維牛仔褲等具象徵意義的產品，以示歐洲的決心和維護自身利益的立場。
德國的立場不僅是經濟上的考量，更是地緣政治和價值觀的體現。德國堅信多邊主義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全球和平與繁榮的基石。特朗普政府的單邊行動被視為對這一秩序的挑戰，因此德國不僅為自身經濟利益發聲，也為維護開放、自由的全球貿易體系而努力。
釐清「候任總理」的特定語境
用戶提供的標題中提到了「德國候任總理促特朗普取消所有關稅」。這句話指向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和人物。在德國政治體系中，「候任總理」（Chancellor-designate）通常是指在大選結束後，被確定將組建新政府並擔任總理的人，直至其正式宣誓就職為止。這一階段相對短暫，通常發生在大選後到新政府成立期間。
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從2017年持續到2021年初。在這一時期，德國的在任總理一直是安格拉·默克爾。默克爾在任期間確實多次就關稅問題與特朗普政府進行交涉。
然而，搜索結果中出現了提及「德國候任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將敦促美國總統特朗普取消所有關稅」的新聞。 同時也有提及「德國候任總理默茨」就特朗普關稅發聲並敦促應對的報導。 弗里德里希·梅爾茨是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的資深政治家，他曾在默克爾執政後期以及肖爾茨組閣期間擔任黨內要職，並曾角逐聯盟黨主席甚至被視為潛在的總理候選人。 根據搜索結果的時間（例如 2025年4月，儘管這個日期看起來未來，但內容描述的是過去的事件，可能是重新發布或錯誤標記），新聞顯示梅爾茨在被稱為「候任總理」的語境下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發表了看法，並表達了應取消所有關稅的立場。
此外，也有提及「德國總理朔爾茨」批評特朗普關稅決定是錯誤的，並指出即使歐洲不回應美國經濟也會陷入困難的報導，時間點在 2025年4月，內容是關於特朗普宣布新關稅政策後朔爾茨的回應，此時朔爾茨是德國總理，而非候任總理，且報導的時間點和上下文與特朗普在任時期對鋼鋁等的普遍性關稅有所不同，更像是對未來或假設性關稅政策的回應。 還有一則提及「德國候任總理奧拉夫·肖爾茨」打破沉默就貿易戰發聲，敦促未來聯合政府迅速行動提振經濟以應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關稅，這篇報導的時間是 2025年4月，內容描述的是肖爾茨在組閣前對應對特朗普關稅遺留影響或潛在未來政策的看法。
綜合來看，標題中「德國候任總理促特朗普取消所有關稅」最直接對應的可能是弗里德里希·梅爾茨在某一特定時期（可能是在角逐黨內領導權或被視為未來潛在領導人時）對特朗普關稅政策表達的反對意見和呼籲。 儘管他最終並未成為總理，但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作為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表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力。 而奧拉夫·肖爾茨作為候任總理時，更關注的可能是在組建政府後如何應對特朗普政府已實施的關稅遺產或應對未來潛在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如何通過國內經濟政策來緩衝外部衝擊。 不過，無論是時任總理默克爾，還是曾被稱為「候任總理」的梅爾茨，或是後來成為總理的肖爾茨，德國政界對於特朗普的單邊關稅政策普遍持批評和反對態度，並主張通過對話和多邊框架解決貿易爭端。 因此，該標題所反映的核心信息是德國政治領導層對美國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的抗議和希望恢復自由貿易的訴求，即便具體的人物和時機可能存在多種可能性或特定背景。
關稅之外的深層考量
美德（及美歐）之間的關稅爭端，遠不止是幾個百分點稅率的經濟賬。它觸及了跨大西洋關係的根基，包括信任、合作以及對共同價值觀和國際秩序的理解。
首先，關稅爭端削弱了盟友之間的信任。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認為，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盟友徵收關稅是缺乏依據且具有破壞性的行為，這與盟友精神相悖。 這種不信任感可能蔓延到其他合作領域，如安全、外交等。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德國的汽車、機械等產業高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美國的關稅措施打亂了既有布局，增加了企業成本和不確定性，迫使企業重新評估投資和生產策略。
再者，關稅問題也是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挑戰。世貿組織作為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平台，在特朗普政府的單邊行動下顯得力不從心。德國等國堅持維護世貿組織的權威性，呼籲改革而非繞開多邊體系。
回望與前瞻：貿易關係的演變
特朗普時期的關稅爭端，無疑給跨大西洋貿易關係帶來了嚴峻考驗。儘管在特朗普任期內，一些關稅（如鋼鋁關稅）得以實施並引發報復，但更具殺傷力的汽車關稅威脅並未完全兌現，部分原因在於歐洲方面的堅決反對、談判努力以及美國國內外的壓力。
隨著拜登政府上台，美歐貿易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拜登政府尋求修復與盟友的關係，並在一些領域（如飛機補貼爭端）達成了協議。然而，特朗普時期遺留的一些關稅問題（如鋼鋁關稅）並未立即完全取消，而是轉為配額制等形式，或者仍在持續談判中。 這表明貿易保護主義的陰影並未完全消散，未來的貿易關係仍可能面臨挑戰，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下行和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
德國等歐洲國家認識到，雖然與美國的盟友關係至關重要，但也需要在經濟和技術上增強自身的韌性和獨立性，以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外部衝擊和貿易風險。 加強歐盟內部的經濟整合、推動貿易多元化、以及在關鍵技術領域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成為德國和歐盟的重要政策方向。
結語：貿易壁壘與合作橋梁
「德國候任總理促特朗普取消所有關稅」這一呼籲，是特定歷史時期下，德國面對美國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的縮影。它不僅體現了德國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訴求，更折射出其對開放、自由、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的堅定支持。
關稅壁壘可能在短期內為個別國家或產業帶來保護，但長期而言，它們扭曲了市場，損害了效率，加劇了國際緊張關係。在全球經濟緊密相連的今天，合作與對話才是化解貿易分歧、促進共同繁榮的橋梁。德國的呼籲，正是對這一普世原則的重申。這段經歷也促使德國和歐盟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建立更強大的自身經濟實力和更具韌性的全球貿易網絡，是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