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湧動下的東方信號：中國尋求緩和與美國緊張關係的深層邏輯
當全球目光聚焦於中美兩個大國之間日益加劇的摩擦與競爭，從貿易關稅的針鋒相對到科技領域的激烈角逐，再到地緣政治的暗流湧動，緊張關係似乎已成為常態。然而，就在這看似不可逆轉的對抗格局中，一些觀察家，包括美國財政部長貝桑（Scott Bessent）在內，卻從細微之處捕捉到了不同的信號：中國似乎正在釋放出希望緩和與美國緊張關係的意願。這究竟是出於何種考量？又預示著未來可能走向何方？這不僅是兩國關係的關鍵變量，更是影響全球格局的重大未知數。
衝突螺旋與現實壓力
近年來，中美關係經歷了自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從過去的「接觸」為主轉向「競爭」甚至「對抗」，雙方在多個領域的摩擦不斷升級。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並在科技戰、貿易戰、數據戰、市場戰、產業鏈戰等多方面實施遏制與打壓策略。同時，美國在台灣、新疆、香港等問題上持續施壓，並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圍堵，這些都讓雙邊關係複雜性前所未有地提高。中國則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這種背景下，貝桑的觀察顯得尤其引人注目。他指出，中國近期對某些美國商品免徵報復性關稅的舉動，可能是一種希望緩和貿易緊張局勢的信號。 這類具體行動，而非僅僅是口頭上的表態，往往更能反映出政策層面的真實意圖。這也與部分分析認為，在國際經濟整體低迷、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對於全球經濟至關重要，同時對雙方都有利的觀點相符。
經濟是壓艙石還是負擔？內在動因的解析
為什麼在強硬姿態頻現的同時，中國又會展現出緩和的姿態？這背後的動因可能複雜而多元，但經濟因素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驅動力。
首先，持續的貿易戰和科技限制對中國經濟造成了顯著壓力。加徵關稅不僅直接影響中國商品的出口，也衝擊了全球供應鏈，導致部分外資撤離或轉移。 儘管中國積極尋求轉型，強調國內大循環，但外部需求的波動和供應鏈的重塑仍然是不得不面對的挑戰。貝桑曾提及，中國經濟是全球最不平衡的經濟體之一，也是美國貿易問題的最大根源，美國的關稅政策已導致中國商品改道流入歐洲市場，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來源。 雖然他的言論帶有美國視角，但也側面反映了關稅對中國貿易的影響。
其次，國內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來緩解。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債務增多、金融風險累積、房地產市場低迷、市場信心不足等問題，多種風險和問題疊加。 在此關鍵時期，一個可預測、相對穩定的對外關係，特別是與其最大貿易夥伴美國的關係，有助於提振國內外信心，吸引和穩定外資，為結構性改革和發展爭取時間和空間。安邦智庫的研究也指出，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風險在於內部發展問題，中美關係惡化及中美博弈是主要的外部風險。 新加坡巡迴大使陳慶珠也曾判斷，需要專注為國內經濟問題找解決方案的中國，不希望中美關係不穩。
再者，緩和緊張關係也能為中國爭取在關鍵科技領域突破的時間。美國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限制日益嚴格，尤其是在半導體等核心技術方面。 這種「卡脖子」行為對中國的產業升級和長期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通過緩和整體關係，中國或許能為技術的自主研發和創新爭取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減少不必要的干擾和壓力。
除了經濟因素，戰略層面的考量也不容忽視。在中美戰略競爭已成型、對抗關係已然存在的現實下，中國希望通過對話，推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尤其在當前世界格局面臨新變化的背景下，大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對於應對全球性挑戰至關重要。俄烏戰爭、巴以衝突等國際熱點問題，使得拜登政府也迫切需要和中方交流，溝通政策和探討合作可能，同時穩定中美關係，防止失控甚至發生直接衝突。 這為中美雙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基礎，也為中國提供了緩和關係的契機。正如歷史上，20世紀70年代中國在面臨國家安全威脅和國際體系變化時，也曾基於國家利益考量，通過與美國緩和關係來制衡蘇聯，這是一種理性選擇的體現。
緩和的策略與訊號
如果中國確實希望緩和緊張關係，它可能會採取哪些策略並釋放何種訊號呢？
一個可能的策略是從具體的、非政治性的領域入手，例如貿易或特定商品的關稅調整。貝桑提到的對某些美國商品免徵報復性關稅就是一個例子。 這類舉動可以在不放棄原則立場的前提下，向對方釋放善意，為更廣泛的對話創造條件。
加強高層級別的溝通與交流也是重要的訊號。儘管中美關係複雜且充滿挑戰，但雙方領導人、外交和國家安全高官以及政府層面互動有所加強。 這類互動本身就代表著溝通管道的暢通和雙方維護關係基本穩定的意願，即使會談內容艱難，沒有立即的突破性進展，維持對話本身就是一種穩定力量。
此外，在一些全球性議題上表現出更積極的合作姿態，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也能向國際社會及美國展示中國尋求合作而非全面對抗的意願。這符合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線，以及與全球南方國家共謀振興的外交方向。
挑戰與障礙：緩和之路的荊棘
儘管存在緩和的動因和潛在策略，中美關係的根本性挑戰依然巨大。
首先，雙方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核心利益等方面的根本性差異難以彌合。美國已將對華政策轉向意識形態競爭，關係越趨緊張。 中國堅持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反對外部干涉內政。這種結構性矛盾決定了競爭和摩擦將長期存在。
其次，國內政治因素是影響兩國關係的重要變量。在美國，對華強硬已成為兩黨共識，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任何對華軟弱的跡象都可能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 在中國，強調民族復興和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基調也決定了在涉及主權和安全的原則問題上沒有退讓空間。這種國內因素的限制使得雙方在對外政策上的靈活度都受到限制。貝桑曾提及，中美關係複雜，最終是否為關稅情勢降溫由中國決定，同時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各部門與中國保持聯繫。
再者，信任赤字嚴重。長期的相互猜疑和戰略誤判使得重建信任極為困難。任何一方的善意舉動都可能被對方解讀為策略性的，甚至是示弱的表現，而非真誠尋求改善關係。這導致了對話的效率低下，也使得關係容易因為突發事件而再度惡化。
前路何方：脆弱的平衡與可能的未來
綜合來看，貝桑關於中國希望緩和與美國緊張關係的判斷，很可能反映了中國基於現實壓力，特別是經濟挑戰，以及在全球變局中爭取戰略空間的務實考量。中國可能正嘗試在堅持自身原則和利益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策略和訊號，為緊張關係設定「護欄」，防止其螺旋式升級至不可控的地步。
然而，這種緩和的努力面臨著巨大的結構性障礙和信任挑戰。中美關係的底色仍然是競爭與博弈，緩和更多地體現在戰術層面的管理，而非戰略方向的根本轉變。未來的中美關係很可能是一種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對抗中管理風險的脆弱平衡狀態。
對於全球而言，中美關係的走向牽動著世界的穩定與繁榮。如果雙方能通過對話和協商，哪怕只是在特定領域實現一定程度的緩和，都將為全球經濟復甦和應對共同挑戰帶來積極影響。反之，如果緊張關係持續升級，甚至走向全面對抗，不僅對中美兩國是災難，也將把世界推向更加分裂和不確定的未來。貝桑提出的「關稅必須降低，如果兩國政府沒有達成緩和貿易衝突的協議，總統特朗普不會降低對中國開徵的關稅」的觀點，以及「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有必要緩和緊張局勢，重新平衡貿易關係」的呼籲，都體現了從經濟層面推動緩和的潛在路徑和美國內部的某些看法。 然而，能否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重新平衡」方式，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最終，中國是否能成功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以及這種緩和能持續多久、達到何種程度，不僅取決於中國單方面的意願和努力，更取決於美國的反應、雙方國內政治的演變以及不可預測的國際事件。這是一場複雜而漫長的博弈，每一個微小的信號都值得仔細觀察和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