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下的暗湧：南海主權爭議的經緯
南海，這片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遼闊海域，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然而，在這片看似平靜的碧波之下，卻暗藏著複雜而尖銳的主權爭議，尤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大陸）對其島礁的主權宣示與行動，激起了層層漣漪，牽動著區域乃至全球的地緣政治神經。這不僅是島礁歸屬的法律辯論，更是歷史敘事、國家利益、戰略布局與國際規則的激烈碰撞，宛如一場在深邃海洋背景下展開的現代史詩。
古籍與現實：北京的歷史權利主張
中國大陸對南海諸島的主權聲索，其論據之一源自其悠久的歷史記載與活動。根據中方說法，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國人民已在南海進行航行和生產活動，並最早發現和命名了南海諸島。 唐宋時期，中國政府開始對南海諸島進行管轄，納入瓊管吉陽軍範圍。 明清時期，對南海諸島的經營開發和管轄進一步發展，將其納入廣東省瓊州府萬州管轄，並持續進行水師巡視與軍事戍衛。 中方認為，這些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中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是基於最早發現、命名、開發利用和經營，以及歷代政府連續不斷的行政管轄而確立的。 此外，近代歷史中，中華民國政府在二戰後接收了日本佔領的南海諸島，並劃入十一段線（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改為九段線）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繼承了中華民國在南海的權利，並改定九段線作為其疆界主張。 這種對「九段線」內資源的歷史權利主張，是中國大陸宣示主權的核心論述之一。 然而，有歷史學者認為，中國對南海的宣示主權是很近代才開始的事，最早可追溯至1909年，是為應對當時的國內政治危機。 無論是「自古以來」還是近代強化，歷史敘事的詮釋權本身，就構成了南海爭議複雜性的重要一環。
造島築牆：地緣政治的實體化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主權宣示行動更加積極，特別是自2013年開始的大規模填海造陸工程。 在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等島礁上，中國大陸進行了太平洋最大規模的人工造陸活動，將原本低潮時才露出水面的礁石擴建成具備機場、港口及各種軍事和民用設施的人工島。 例如，華陽礁在一年半內面積增加18公頃，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更是建成了機場。 這些人工島的建成，不僅顯著提升了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實際控制能力，使其軍隊得以常駐，並將雷達覆蓋範圍拓展至關鍵航道，更被外界視為「不沉的航母」，改變了南海的原有地貌與戰略格局。
中方對於填海造陸的目的，一方面表示是為了改善守礁人員的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也表示符合國際法，對環境的影響是有限的。 然而，這些舉動引起了其他聲索國（如越南、菲律賓）的緊張，並被認為是試探美國反應能力的行為，加劇了地區地緣政治的緊張。這些人工島的戰略考量，在於確保南海優勢，展示堅定捍衛主權的決心，並可能具備「吸引或誘導敵方聚集」的「戰略真空」功能，以達成外線作戰有利態勢。 無論其官方表述為何，填海造島已將主權宣示從歷史文本和地圖上的線條，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存在，對區域安全與航行自由構成潛在影響。
多方角力：區域與國際的迴響
南海的主權爭議並非中國大陸一方與廣闊海洋的獨角戲，而是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複雜博弈。除了中國大陸，中華民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也對南海島礁提出主權聲索，其中中、越、菲的爭議最為激烈。 各方依據不同的歷史文獻、地理鄰近性或國際法解釋，主張對部分甚至全部島礁擁有主權。 菲律賓和越南尤其頻繁與中國大陸在南海發生摩擦，甚至求諸美國介入維權。 近期，中國海警在南海鐵線礁實施海上管控，宣示主權並對菲方活動取證，以及中菲船隻在黃岩島附近的衝突，都顯示出區域緊張局勢的升溫。
除了區域內的聲索國，美國及其盟友（如日本、澳洲、英國、法國、加拿大）也積極參與南海事務，強調維護「航行自由」和遵守國際法。 美國批評中國大陸的填海造陸行為，並派遣軍艦進行「航行自由」行動，以挑戰中方的過度海洋主張。 這些域外國家的介入，使得南海問題從區域爭議演變為大國博弈的重要場域，加劇了地區的複雜性。 東協國家雖然在經貿上與中國大陸緊密合作，但在主權議題上卻對中國大陸毫不退讓，甚至在此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形成了「政經脫鉤」的模式。
法律的挑戰：海牙仲裁案的衝擊
在南海爭議中，2016年的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仲裁案是一個重要的法律節點。 菲律賓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向仲裁庭提出訴求，質疑中國大陸「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部分島礁的法律地位，以及中國大陸在相關海域的活動是否符合公約。 儘管中國大陸不接受、不參與仲裁，並認為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仲裁庭仍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裁決，認定中國大陸主張的「九段線」沒有法律依據，否定其對南海的歷史權利，並認為南沙群島無一島嶼能夠產生200海里專屬經濟區。 仲裁庭還認定部分島礁（包括由中華民國控制的太平島）的地位，指出其不足以產生專屬經濟區。
這項裁決對中國大陸的南海主張構成了法律上的挑戰，但中國大陸拒絕承認和接受裁決。 對於中華民國而言，雖然未被邀請參與仲裁，但裁決結果，特別是關於太平島地位的認定，直接衝擊了中華民國對「固有疆域」和U形線的主張，以及對太平島能產生海域權利範圍的期望。 仲裁案凸顯了國際法在解決南海爭議中的複雜性與局限性，也反映了不同國家對國際法原則的詮釋差異。
未來的航道：緊張局勢與潛在風險
當前的南海局勢仍然充滿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中國大陸持續在南海島礁進行建設和軍事部署，同時堅定維護其主權聲索。 其他聲索國則在不同程度上尋求國際支持，特別是來自美國及其盟友的支持，以抗衡中國大陸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航行自由」行動、軍事演習以及海上摩擦事件，頻繁地在南海上演，成為引發緊張的觸發點。
雖然各方都強調通過對話與協商和平解決爭端，例如2002年中國大陸與東協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但宣言的執行情況以及正在談判中的「南海行為準則」的進展，都面臨諸多挑戰。 各方在主權歸屬上的根本分歧，以及大國戰略競爭的加劇，使得南海成為區域內最可能引爆衝突的「火藥庫」。 未來的航道，將持續受到這些複雜因素的影響，需要各方展現智慧與克制，才能避免潛在的危險升級。
無解的結？南海爭議的深層思考
南海爭議，不僅是島礁主權的歸屬問題，更是多重矛盾交織的體現：歷史權利與現代國際法的衝突、國家安全與航行自由的權衡、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平衡，以及區域穩定與大國競爭的博弈。每個聲索方都有其基於歷史、地理或國家利益的主張，而國際法本身也存在不同的解釋空間。 填海造島改變了事實上的控制格局，仲裁裁決提供了法律上的新視角，但這些都未能從根本上化解爭議。
在浪潮湧動的南海，各方力量的角逐仍在繼續。解決之道或許不在於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更可能在於尋求務實的合作途徑，例如在漁業資源、環境保護、海上搜救等領域進行合作，逐步建立互信。然而，在主權這個高度敏感的議題上，任何妥協都異常艱難。南海的未來，仍籠罩在不確定性中，考驗著相關各方的政治智慧與和平解決爭端的決心。這場在碧海藍天下的暗湧，遠未平息，其深遠影響將持續塑造亞太地區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