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關稅發揮作用時，許多人的個人所得稅將被大幅下調、甚至免徵稅，這將側重於那些年收入低於20萬美元的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這種可能性，聲稱關稅措施可讓年收入少於20萬美元的人士入息稅率有所下調。 這番話被視為他用以應對批評對等關稅措施的說法。 他甚至在他控制的社交媒體發帖文，表示有了關稅，年收入少於20萬美元人士的入息率將可降低，甚至完全不須繳稅。 這些關稅措施曾導致美國股市大幅波動，因為市場擔憂美國民眾將面對物價上漲、減少開支，最終導致經濟衰退。 然而，美國財長貝桑對此表示質疑，他認為民眾並未對經濟失去信心，股市波動是平常現象，且投資者對美國債券仍有信心。
關稅與稅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詞，在某些政治論述中卻被巧妙地連結起來，構築出一幅「向外徵稅，向內減負」的美好圖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便曾多次表達，藉由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可以產生可觀的政府收入，進而為美國國內的個人大幅減稅，特別是針對中低收入群體。這是一種將貿易政策與財政政策深度捆綁的操作，其背後的經濟邏輯與實際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特朗普的核心論點在於，關稅作為一種邊境稅，是對進口商品徵收的稅款，這筆資金流入國家金庫，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他認為，這筆額外的收入足以抵消甚至超過因個人所得稅下調所造成的財政缺口，從而實現稅收總額的平衡，同時減輕國內民眾的稅務負擔。這種說法直觀且具有吸引力，特別是當它被包裝成「讓外國人買單，美國人受益」的形象時，更容易獲得民意支持。
然而，經濟學界的普遍觀點對此抱持謹慎甚至批判的態度。首先，關稅的成本究竟由誰承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儘管徵稅點在邊境，但最終的經濟負擔往往會透過各種機制轉嫁。進口商為了彌補關稅成本，可能會提高商品在國內市場的售價，這意味著關稅最終會以更高的消費價格形式轉嫁給國內的消費者。或者，外國出口商為了維持市場份額，可能會選擇吸收部分關稅成本，降低其出口價格，這又可能影響其生產和投資決策。更常見的情況是，成本由進口商、外國出口商和國內消費者共同分攤，分攤比例取決於商品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但不論如何，國內消費者承受的成本，尤其是物價上漲，是關稅帶來的直接負面影響。這種物價上漲，實質上是一種隱性的「消費稅」，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尤其顯著，因為他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於基本消費的比例更高。
其次，從財政收入的角度看，關稅收入的規模相對於整個國家財政而言，通常是有限的。在現代發達經濟體中，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通常是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或消費稅等。關稅在大多數情況下僅佔政府總收入的一小部分。雖然提高關稅可以增加這部分收入，但同時高關稅也會抑制進口量，可能導致關稅收入的增長不及預期，甚至因為貿易量的下降而出現反向效果。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關稅的負面經濟影響，例如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因為可能引發他國報復性關稅）以及整體經濟活動放緩，都可能減少其他主要稅種的收入，例如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整體而言，關稅對政府財政的淨效應可能是負面的。
再者，將關稅收入直接與個人所得稅下調掛鉤，也存在操作上的挑戰和效率問題。政府的財政支出涉及國防、教育、醫療、基建等諸多領域，收入來源是綜合利用各種稅收和非稅收入。簡單地將某一種特定稅收的增加直接用於彌補另一種稅收的減少，忽略了財政資源的統籌分配和整體效益。依賴波動性較大的關稅收入來支持個人所得稅這種基礎性稅種的下調，也可能為財政穩定帶來風險。
從政治角度看，特朗普的論述巧妙地利用了民眾對外部貿易夥伴可能存在的某些不滿，以及對稅收減免的普遍渴望。將關稅描繪成一種能夠迫使外國為美國國內福祉「付費」的工具，無疑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和政治號召力。它將複雜的國際貿易和國內財政問題，簡化為一個易於理解且符合特定選民情緒的敘事。然而，這種敘事是否符合實際的經濟運行規律，是否能帶來承諾中的普遍福祉，則是另一回事。美國股市此前因對關稅措施的擔憂而出現波動，正是市場對其潛在負面經濟影響反應的體現。
總而言之，儘管「當關稅發揮作用時，許多人個稅可大幅下調」的說法聽起來誘人，但從嚴謹的經濟學角度分析，這並非一個直接、高效且無害的路徑。關稅的主要負擔往往轉嫁給國內消費者和企業，其產生的財政收入難以彌補其對整體經濟造成的損害以及因其他稅源減少帶來的損失。將關稅作為主要財政工具來支持大規模減稅，其可行性和可持續性存疑。這更像是一種政治修辭，而非穩健的經濟政策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