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大西洋的監管鴻溝：美國對歐盟人工智慧法案草案的反對及其深層意涵
當人工智慧的浪潮席捲全球，各國政府紛紛思考如何駕馭這股力量，確保其發展既能帶來福祉又不致失控。歐盟走在前列，擘劃了全球首部全面性的人工智慧監管法案，意圖以嚴謹的框架來規範這項新技術。然而，這項被視為「開創先河」的立法努力，卻在大西洋彼岸遭遇了阻力。美國對歐盟的人工智慧法案草案表達反對意見，揭示了兩大經濟體在面對未來核心技術時，監管哲學與優先考量的根本差異。這不僅是一場技術規範的辯論，更是關於創新活力、公民權利、市場競爭乃至全球領導權的深刻對話。
歐盟的規範藍圖：風險分級與價值導向
歐盟的人工智慧法案草案，其核心思想在於建立一個「值得人民信賴」的人工智慧框架。這項法案採用了「基於風險」的監管方法。根據人工智能系統對人類安全、基本權利和社會可能造成的風險程度，將應用劃分為四個等級：不可接受風險、高風險、有限風險和低風險或極小風險。
其中，「不可接受風險」的系統將被嚴格禁止。這類系統包括利用潛意識技術或欺騙手法操縱人類行為、利用弱勢群體、以及用於社會評分等對人類構成明顯威脅的應用。對於被列為「高風險」的系統，例如在關鍵基礎設施、教育、就業、執法、移民、司法等領域使用的AI，法案要求其實施嚴格的合規義務。這包括建立品質管理體系、提供技術文件、確保人類監督以及建立風險管理系統等。通用人工智慧模型（GPAI），尤其是那些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高效能模型，也需遵守透明度要求並接受額外評估。
歐盟立法的動力，源於其對數據隱私、公民權利和基本價值觀的長期重視。透過高標準的立法，歐盟希望利用其統一市場的影響力，建立「布魯塞爾效應」，將其監管標準推向全球，進而影響全球人工智慧治理格局，並在維護自身價值觀的同時，促進內部市場的順暢運行與公平競爭。法案的目標是確保在促進創新的同時，潛在風險能得到有效管理，使人工智慧造福人群，而非侵犯人權或造成損害。
美國的反對之聲：創新優先與輕觸監管
相較於歐盟的嚴謹規範，美國在人工智慧監管上則採取了不同的路徑，更傾向於強調市場驅動和促進創新。美國對歐盟AI法案草案的反對，核心在於認為其可能帶來過度的監管負擔，扼殺技術創新活力。美國的立場通常是鼓勵技術創新與發展，強調監管的科學性和靈活性，以確保和增強其在全球人工智慧領域的科技和經濟領導地位。
美國政府在其早期發布的人工智慧應用監管指南中，便提出了防止過度監管、提倡「可信賴AI」的十項原則，強調成本效益分析、靈活性及跨部門協調。這種「輕觸式」（light-touch）的監管方式，依賴於現有的法律框架和監管機構來處理特定領域的AI問題，例如由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監管醫療AI，交通部管理自動駕駛汽車等。科技公司的自願指南和自我承諾也被認為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美國擔憂歐盟法案的嚴格要求，特別是針對高風險系統的強制性合規認證和技術文件披露，會增加在歐盟市場運營的美國企業的合規成本，甚至可能構成貿易壁壘。這種擔憂在近期的一些場合中被美國官員明確表達，例如有美國官員批評歐洲國家的嚴格監管框架給企業帶來龐大規則和法律合規成本。美國對AI監管的謹慎態度，也部分源於對言論自由的保護，認為對生成式AI等技術進行許可制可能觸及這一核心價值。
儘管美國聯邦層面尚未有統一的人工智慧綜合性立法，但各州已開始探索制定自己的AI監管法律，關注點各異，顯示出一種分散式的監管趨勢。同時，美國內部對於AI監管的必要性也存在討論，一些科技界領袖和國會議員呼籲加強監管，但對於應採取何種具體措施仍有分歧。總體而言，美國的人工智慧監管框架仍在逐步建立中，呈現出原則先行、立法後置的特點。
監管哲學的碰撞：預防原則 vs. 市場力量
美歐在人工智慧監管上的分歧，根植於雙方在風險認知和治理哲學上的根本差異。歐盟的立場深受「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影響，即在面對可能造成嚴重或不可逆損害的新技術時，即使科學證據尚未完全確立因果關係，也應採取預防性措施。這種思維模式貫穿於歐盟在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領域的立法，如今也體現在對人工智慧潛在風險的高度警惕和前瞻性規範上。歐盟將AI視為一種可能對社會和基本權利造成系統性風險的「產品」，因此適用類似商品安全法的嚴格管制模式。
相比之下，美國更傾向於相信市場力量和技術本身的演進能夠解決大部分問題，政府監管應盡可能減少對創新的干預，採取「事後監管」或「基於結果」的模式。這種理念認為，過早或過度嚴格的監管可能會束縛企業手腳，減緩技術進步的速度，削弱國家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優勢。美國更願意讓技術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發展，並在出現具體問題時由現有法律或特定機構進行處理。
這種哲學差異導致了歐盟傾向於建立一個全面、統一且具有高度確定性的法律框架，即使這意味著較高的合規成本和對創新的潛在限制；而美國則傾向於保持靈活性，通過非約束性指南、現有法規的適用或在問題顯現後逐步修訂法律來應對，強調企業的自主性和市場的調節作用。
跨大西洋分歧的潛在影響
美歐在人工智慧監管上的分歧，對全球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治理格局可能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這可能導致全球人工智慧治理的碎片化。如果兩大經濟體無法在監管原則和標準上達成更大程度的一致，跨國企業在不同法域將面臨複雜且可能相互衝突的合規要求，增加經營成本和不確定性。這可能促使企業根據不同市場的監管環境調整其AI產品和服務，影響技術的普惠性和全球部署。
其次，這種分歧可能影響跨大西洋的經貿關係。科技，特別是數位技術和人工智慧，已成為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等對話機制的重要議題。監管上的摩擦可能會加劇雙邊緊張關係，阻礙技術合作與交流。
再者，監管路徑的選擇也關乎各自在全球人工智慧競賽中的地位。歐盟希望透過高標準立法引領全球規範，藉此提升其在數位經濟中的話語權和競爭力。而美國則擔心嚴格監管會削弱其科技巨頭的創新優勢，進而影響其在全球人工智慧領域的主導地位。這場監管辯論，實質上也是一場圍繞人工智慧主導權的競爭。
最後，美歐的分歧也反映了如何在人工智慧時代平衡創新與安全、自由與管制的普遍難題。雙方的辯論，以及各自採取的監管行動，將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經驗和啟示，共同探索符合各自國情和價值觀的人工智慧治理模式。
尋找交集：共同的挑戰與合作的可能
儘管存在顯著分歧，美歐在人工智慧領域也面臨著共同的挑戰，這為未來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雙方都意識到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帶來了諸多問題，包括隱私保護、算法偏見、假資訊、國家安全以及對就業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如何在促進技術發展的同時有效應對這些挑戰，是美歐乃至全球的共同課題。
在特定風險領域，美歐的關注點可能存在共通之處，例如對高風險應用如生物識別監控、關鍵基礎設施中的AI安全性的擔憂。此外，雙方都在努力探索如何規範生成式AI等新型應用帶來的問題。
未來，美歐能否在部分領域找到監管的交集，例如在技術標準的制定、風險評估的方法、或是在國際層面的協調與合作，將至關重要。儘管監管哲學的根本差異難以完全彌合，但通過持續對話和協商，雙方或許能在促進「可信賴AI」的共同目標下，尋求務實的合作途徑，避免監管碎片化對全球人工智慧生態造成更大的衝擊。這場跨越大西洋的監管辯論，遠未結束，其結果將深刻塑造全球人工智慧的未來走向。
